随着全球化进程深入、各国经济发展、信息技术快速进步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开始逐渐提升自身传播能力和国际影响力，国际话语权正朝着更加多元和平衡的方向发展。智能传播技术的应用与快速变革迭代，使国际传播话语权博弈进入技术竞争的新赛道，智能传播技术成为塑造全球舆论格局的重要变量。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技术环境给我国提供了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新机遇。
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这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，需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作支撑。
围绕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，要“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”。推进我国国际传播格局重构，要从始至终坚持国际传播的发展目标，积极对国际事务发出中国声音，应对复杂的全球舆论环境。利用传播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机遇，形成有利于我们国家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，推动我们国家经济、政治、外交等各领域事业发展。这要求我国各地区各部门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开展国际传播工作，采用贴近不同区域、不同国家、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，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、区域化、分众化表达。通过多种途径推动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，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，最终形成传播主体多元、传播技术先进、传播内容多样、传播渠道丰富、全球布局明晰、群体定位精准的国际传播格局。
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，要为营造对我国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服务。国际舆论环境不仅关乎我国的国际形象，也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、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紧密相关。正面的国际舆论可以吸引外国投资、促进国际贸易、增强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和企业的信任，而负面的国际舆论可能导致投资者信心下降，影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。在当前仍由美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环境中，存在诸多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。我们要打造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，讲好中国故事，传播好中国声音，向世界展示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中国，以对话化解分歧，以合作增进互信。
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，我国主流媒体需适应当下的国际传播环境与我国的国际传播需求，深化国际传播机制改革，逐步向内宣外宣并重的新型国际化媒体转型。
形成符合当下国际传播特点的工作机制，促进内外宣联动。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，宣传溢出效应日益增多，信息传播边界变得模糊，国内外受众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明确，一些小而美的故事在外宣中也展现出很好的传播效果。面对当下国际传播的特点，我国主流媒体需要树立战略传播意识，充分考虑到传播内容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，形成内外宣素材案例共享、内外宣统筹联动机制，使内外宣相互促进，推动内外宣传播共振。
创新新闻生产链条，构建有利于传播技术发展应用的工作机制，提升国际传播效率。当前新闻生产与消费的数字化转型，深刻改变着信息生产、分发、接收的方式。传统的新闻生产链条难以适应当下建立在新媒体、新技术之上的国际传播环境。这要求我国主流媒体创新新闻生产链条，以受众导向指导新闻生产，加强对目标国家、群体、受众的分析，形成准确的用户画像；加强与技术人员合作，推出有针对性的新媒体新闻产品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新闻生产、分发效率，注重引导二次传播与舆论走向，扩大传播声量。
扩大国际新闻采集播报渠道，培养国际受众依赖中国媒体接收国际新闻的习惯。美国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广泛关注世界各国的重大事件，品评世界各国重大事件与国际热点事务，传播美国的态度和看法，为各国重大事件与国际热点事务定调。我国主流媒体需要加强对外国新闻、国际事件的关注，积极评论，发出中国声音。优化政策保障，推动中国主流媒体出海，促进媒体国际合作。培养国际受众依赖中国媒体接收国际新闻的习惯，传播中国声音，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力。
构建主流媒体在外防风险长效机制，确保我国国际传播的延续性。近年来，由于所在国政治原因，我国一些主流媒体在海外遇到被撤销广播许可、被要求撤回记者等危机。针对出海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，应建立中国主流媒体在外危机防范、预警、应对机制，帮助主流媒体准确把握目标国媒介体制、政治文化环境，防范因政治文化差异带来的危机。加强风险预警，建立一整套监测、评估、预警机制。构建危机快速响应机制、规范危机处理流程、制定危机应对预案，提升媒体的危机管理能力。
建立科学的监测评估体系，提升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效果。构建广泛高效的海外舆情感知监测系统与分析评估体系，及时感知国际舆情走向，回应国际关切、应对各类危机。构建客观科学的效果数据采集系统与目标驱动的效果评估分析模型，准确衡量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效果，优化资源配置、传播策略和内容呈现。
加快构建多渠道、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，形成适应不同国家、群体、内容特点的线上与线下综合互补的传播渠道体系。多渠道传播有助于适应世界各国的传播环境，利用多样化的媒介平台增强信息的传播力和影响力，进一步拓展我国国际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。立体式传播有助于全面覆盖不同国家的各个群体、满足全球受众多样化需求。
整合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、新闻媒体、企业、智库、民间组织、个人等各种力量，开展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宽领域的国际传播。针对各部门相关领域出台的政策与发展情况，加强我国各领域政策的国际化阐释与解读，聚焦国际社会对我国各领域的关切，及时回应。我国各地的经济、贸易、区位、文化以及对外交流交往传统等各不相同，各地从自身特色、对外交流交往传统、地方需求出发，精准聚焦特定国家、城市、群体开展国际传播，擦亮地方名片。新闻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，不仅自身要讲好中国故事，而且也要将我国各种传播主体的内容进行多语种、多平台二次传播。中国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，要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，因为企业形象也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。出海企业要以实际行动形成各具特色的企业形象，助力构建立体多样、积极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。智库是开展公共外交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主体。当今世界，各国面临许多共同的危机挑战，国际社会面对许多共同关切的议题，推动我们国家高端智库从国际普遍关切出发开展研究，发布智库报告，发出中国声音，引领国际议题。民间组织聚焦于某一特定群体，在针对特定群体的文化交流、公共外交中发挥着独特作用。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兴起，任何一个人都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，个人故事和经历在国际传播中更有亲和力和可信度。要激发个人在国际传播中的能量，扩大我国在国际社会化媒体上的声量与影响力。国际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要建立中央与地方、政府与民间的协调机制，有效整合传播力量，推动形成国际传播合力。
根据不同国家、群体、内容特点，形成包括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、线上线下互补的综合传播体系。不同的呈现形式、传播渠道具有不一样的传播特点、优势，适配的传播内容也不一样。在构建传播渠道时，需考量目标国家整体的媒介环境和目标群体的信息接收习惯。世界各国媒介环境各不相同，如传统电视节目与电子邮件至今仍是欧美受众信息接收的重要渠道，而在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，报纸、广播在信息传播方面占了重要地位。不同群体的信息接收习惯也不一样，如青年群体更依赖于社会化媒体，而老年群体则更依赖传统媒体。不同传播渠道适配不同的传播内容，需综合考量传统媒体的权威性、专业性，新媒体的趣味性、传播性，视频媒体的影响力与文字媒体的深度，综合运用多种渠道，制作形式多样的传播内容，实现传播共振。构建多渠道传播格局，需要综合考量传播内容特点、内容生产与传播渠道的适配，从而提升国际传播效果。注重扩大在已有平台上影响的同时，也要注重搭建自主可控的新平台。在注重拓展线上渠道的同时，也要注重举办能使当地民众亲身感受的线下实地活动。
[1]习著作选读（第一卷）（第二卷）[M].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23.
（作者简介：崔乃文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；胡正荣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）